提到杨振宁，相信大家都很熟悉，他身上的标签很多，比如首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人物理学家、杨—米尔斯规范场论的提出者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等等。

　　然而，褪去这些靓丽的光环，许多人不知道，其实杨振宁的人生也有鲜为人知的心酸与不易。

　　翻阅杨振宁先生的相关传记，你会发现他很低调，更不在意形象，也很少为自己辩解。很多重要的抉择、很多饱受争议的瞬间，都是在多年之后，才慢慢被大家理解。

　　1922年，杨振宁出生在安徽合肥，父亲杨武之，是中国最早一批走出国门的学者之一，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数学的重要奠基者。

　　受父亲的影响，杨振宁从小学习便很努力，成绩很好，唯一遗憾的是因为父亲常年在外求学，父子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多。

　　不过，这对父子也有专属于他们的联络方式，那就是写信。杨振宁年幼时，父亲远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，无法陪在身边，父子俩便一直以书信交流。

　　信里内容多是生活琐事、异国见闻，偶尔附上几道简单的数学题，叮嘱他“试着算算看”。这些信，杨振宁后来一直留着。

　　每逢思念父亲，杨振宁便拿出信来看看，这些书信，成了杨振宁孤独时候最大的寄托。

　　多年以后，杨振宁投身物理研究，父亲总叮嘱他做学问跟算账一样，一步都不能虚。这句话，后来一直影响着杨振宁。

　　说起来，杨振宁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不多，但父亲的踏实、求真一直影响着他，也让他在以后的人生里受益匪浅。

　　1957年，杨振宁与李政道因合作“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”的研究，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那年他刚刚35岁，正值学者黄金年龄，一夜之间名震世界。

　　在很多人想象中，获得诺贝尔奖，名利双收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获奖之后，各种邀请纷至沓来，一个比一个条件优渥。

　　但杨振宁的反应，出乎很多人的意料。他拒绝了几乎所有邀约，包括企业邀请、各种活动，把精力全部用于基础理论研究。

　　在当时的学术环境里，很多人拿到诺奖后，会迅速转向更容易出成绩的研究方向，或者干脆退居学术权威的位置，靠影响力生活。但杨振宁没有，反而更专注于学术。

　　这样的精神，着实让人佩服，有朋友劝他：“你已经证明了自己，没必要再这么拼。”他却觉得恰恰相反，正因为被证明过，更不能松懈。

　　还有一个细节，很少被外界提起。诺奖之后，许多国家曾多次向杨振宁示好，给出的条件相当优厚。但杨振宁始终保持距离，不参与任何带有功利目的的站队。

　　在杨振宁看来，科学只对真理负责，不能追热点，更不能迎合潮流，一旦被名声牵着走，就很难再回到做学问的初心。

　　这份清醒，让杨振宁在以后的科研工作中更加坚定，也为他后来的人生选择埋下了伏笔。

　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杨振宁一直“心系祖国”，可如果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你会发现，这份家国情怀其实是一次充满风险的选择。

　　1971年，杨振宁已经是国际物理学界的泰斗，学术地位稳固，美国方面，为了留住他这位人才，给出了相当丰厚的待遇，可即便如此，杨振宁内心却始终忘不了回国。

　　要知道，那时中美关系尚未完全破冰，学术交流几乎为零。回国手续不仅复杂，更伴随着许多不确定性。身边的同行提醒他：“现在的情况很敏感，你想回国要考虑清楚，万一出问题了很麻烦。”

　　可杨振宁不在乎这些，和那些不确定的危险想比，他更放不下中国的科研现状。他很清楚，自己掌握的信息和经验，是当时国内科研工作最需要的。

　　于是杨振宁主动表达了归国意愿，并且很快便接到明确答复，在1971年第一次踏上了回国之路。

　　这一趟，杨振宁见了很多人，有亲人，有学者，也有各部门的领导，他没有居高临下地“指点江山”，而是反复强调一个观点：基础科学不能急功近利，科研环境比成果本身更重要。

　　这些话不讨巧，却一针见血的指明了当时科研环境存在的问题，对后来的很多科研工作者都起到了指明方向的作用。

　　也是从那一年开始，杨振宁与祖国的联系越来越频繁，此后多年，他数次往返中美之间，介绍国际学术动态，推荐青年学者赴美交流。

　　2003年，81岁的杨振宁更是来到清华任教，并且回国之前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的房子，把钱捐给了清华大学用于支持科研工作。

　　那几年，中国基础物理正处在转型期，原创性、体系性的研究力量非常薄弱，他在这个时候回来，就是想用自己的方式，为中国基础科研贡献一份力量。

　　学术世界里的杨振宁理性、严谨，甚至有点“不近人情”。可生活里，他又是一个极其念旧、重情的人，尤其是对待感情。

　　杨振宁的第一段婚姻，开始于1950年，他的妻子杜致礼是杜聿明将军的女儿，两人结婚的时候，杨振宁还是一位清贫的学者，夫妻俩相濡以沫，日子虽然清苦却很幸福。

　　杜致礼懂杨振宁的世界，也支持他的工作。结婚后，她几乎承担起了全部家务，从不让杨振宁因为家务事烦心。

　　杨振宁后来多次提到，自己之所以能够长期高强度工作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“家里没有后顾之忧”。

　　几十年里，无论他是在芝加哥，还是后来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，杜致礼始终陪在身边，做杨振宁的坚强后盾。

　　后来，杜致礼因病去世，杨振宁受打击很大，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无法接受妻子去世的事实。他不是没有能力独自生活，只是不习惯没有妻子的存在。

　　这之后，杨振宁遇到了翁帆，这段感情，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，两人的年龄身份差距太大，让这段感情一度受到许多人的质疑。

　　在私下的访谈中，杨振宁对于这段感情反复强调着“陪伴”和“理解”，他总是说翁帆的出现让他的生活重新有了秩序，也有了幸福感。

　　他们的日常并不浪漫，更多时候，只是一起看书、看电视、聊天，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。也正是这种平凡的日子，让杨振宁从长期的孤独中慢慢走了出来。

　　外界的争议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不想也不愿意去回应，说白了，人生走到最后阶段，他在意的不是他人的看法，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安稳。

　　再理性的科学巨匠，也终究是一个需要陪伴、害怕孤独的普通人。这一点，杨振宁和每一个普通人一样！

　　杨振宁晚年的许多采访里，他经常说一句话：“不要把我当榜样，我只是走了一条特定时代条件下的路。”

　　他从不否认自己的成就，但也从不回避时代红利、历史机遇对个人命运的影响。在他看来，一个科学家的成功，既有个人努力和天赋，也离不开时代的馈赠。

　　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杨振宁对“诺贝尔奖”本身，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，他虽然公开承认过诺奖改变了他的一生，给他带来了名利，但是他的内心却从没有忘记自己从事科研的初心。

　　在私下交流中，他甚至提醒年轻学者：一旦把诺奖当成目标，科研道路就已经偏离了。科学不是竞赛，更不能有功利性，科学是长期孤独、反复失败的过程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杨振宁一生荣誉无数，但是围绕他一生的争议也不少，然而，面对这些争议，杨振宁极少主动辩解！

　　有人问他，难道你真的不在乎大家对你的评价吗？他的回答极其冷静：“评价是后人的事，我只关心把该做的事做到最好。”

　　回看杨振宁的一生，你会发现，除了科研之外，其他任何事都不是核心，什么质疑、什么评价他都不在乎。

　　这就是真实的杨振宁，他不是完人，也从不自诩为榜样。在如今的时代，他的存在显得格外“另类”。

　　不被时代裹挟，不向喧哗低头，这就是杨振宁，一位真正的大师，不需要被神话，更不愿被世俗牵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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